人民网记者 傅立波 
    近日，雾霾带给公众的焦虑仍在增加。去年12月18日，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曾发布中国第一份空气污染致人死亡研究报告——《PM2.5的健康危害和经济损失评估研究》（以下简称《研究》）。
    《研究》显示：2010年，北京、上海、广州和西安因PM2.5污染共计造成超额死亡人数达7770人，经济损失数61.7亿元。《研究》同时警告，如果污染水平与2010年比并无明显改善，2012年四城市因PM2.5造成的超额死亡人数将共计达到8572人，因超额死亡而致的经济损失共计68亿元人民币。而这些仅是由于PM2.5污染带来的超额死亡导致的经济损失，尚未包括患病造成的治疗损失、工作日损失、学习日损失等。

    这些PM2.5污染带来的损失是如何计算所得？PM2.5污染为何不断加重？PM2.5污染有何治理良策？带此疑问，记者采访了该《研究》的第一作者、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潘小川教授。

    记者：PM2.5污染带来的损失是如何计算所得？

    潘小川：我们所用的研究方法是国际上常用的时间序列分析的定量评价模型，经济损失评估采用了国际通用的支付意愿法（WTP），都是环境流行病学研究国内外通用的方法。研究团队先利用四个城市2004年到2009年间的PM2.5研究性监测数据，以及同期疾病控制中心统计的呼吸系统疾病、循环系统疾病等病因死亡数据，建立相关暴露反应关系模型和健康经济损失计算模型，并根据2010年公开的PM2.5数据，对与之关联的暴露人群超额死亡数和相关经济损失进行了估算。

    2010年PM2.5所造成的四城市健康危害和经济损失计算。2010年健康经济损失的计算中采用的PM2.5浓度值，由于没有完整的研究性监测数据，这里依据4个城市各自发布的环境公报为基础，将PM10浓度转换为PM2.5浓度的转化系数定为0.60。这也是国内外多年研究的较一致的参考数据。据此，2010年，北京、上海、广州和西安因PM2.5污染共计造成超额死亡人数达7770人，经济损失数61.7亿元。

    2012年PM2.5所造成健康危害和经济损失计算与治理效应。2011年，国家环保部尚未公布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因此，这里假设2012年的PM2.5浓度保持在2010年水平上，将2012年人口数量变化代入计算可以得出：如果污染水平与2010年比并无明显改善，2012年四城市因PM2.5造成的超额死亡人数将共计达到8572人，因超额死亡而致的经济损失共计68亿元人民币。

    《研究》结果显示，控制空气污染，降低PM2.5浓度，将有效改善公众健康和挽回经济损失。如果通过治理污染，达到WHO空气质量准则标准，则四城市同年因PM2.5超额死亡人数可减少6962人，降幅达81%，因超额死亡人数减少获得的经济收益可达55亿元人民币。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因方法学的局限，仅仅评估了大气PM2.5的短期急性健康效应及相应的经济损失。对大气PM2.5污染对人群健康可能产生的远期危害没有涉及。

    记者：PM2.5污染为何不断加重？

    潘小川：PM2.5污染不断加重的基本原因，还是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远高于国内控制和治理大气污染的速度。PM2.5的成分比较复杂，包括燃烧过程直接排放的细颗粒（一次PM2.5粒子)，和经由大气污染物经过多相化学反应产生的二次颗粒物。多项研究表明，一次PM2.5占比逐渐减少，而二次颗粒物占比加重。据2006年中科院发表北京市PM2.5的来源解析结果显示：燃煤依然是最主要的一次颗粒物排放来源，占19％之间；机动车占比约为6％；交通扬尘9%；工业6%；以硝酸盐、硫酸盐为样本的二次颗粒物占比较大，分别占14％，17％。

    电力行业、金属加工行业是PM2.5一次颗粒物的主要贡献者，两者加合贡献一半以上；形成二次PM2.5的主要前体物SO2、NOx，电力行业排放分别占47％、58％。交通行业主要排放氮氧化物、VOC 排放占约18％，后者是臭氧的主要前体物。

    多项研究表明，城市大气污染加重，区域大气污染恶化均与中国的能源结构过度依赖煤炭有关。控制PM2.5污染应该从减少城市及区域性煤炭的消耗以及燃煤污染物控制着手。

    虽然中国过去在控制大气污染物，尤其是控制燃煤大气污染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但是依然跑不过经济发展带来的能源消耗增长带来的环境压力。比如说，以“十二五”期间为例，2010年末，我国煤炭消耗比2005年增加了44％，占全世界煤炭消耗的1／4。

    记者：PM2.5污染有何治理良策？

    潘小川：本研究中我们仅就控制燃煤污染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初步建议。首先，开展区域煤炭总量控制。基于单纯末端空气污染控制已不足以解决中国空气污染的严峻现实，如不大力控制燃煤总量增速过快的趋势，很有可能“十二五”期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末端减排控制成果会被燃煤增加排放抵消。同时随着煤炭消耗的继续增长，其排放的其他特征污染物会进一步加剧空气污染、对PM2.5改善形成长期阻碍。

    其次，完善电厂脱硝电价等鼓励政策、加强监管，尽快推进燃煤电厂的脱硝改造。电力行业装机在“十一五”期间增加80％，与此同时带来的是氮氧化物的排放激增。而氮氧化物也是PM2.5的主要来源之一。虽然国家已经发布《火电行业污染排放标准》（GB3096－2012），大幅收紧了电力行业各项污染物排放限制，并明确现有电厂需要在2014年7月达到排放标准。但自2011年9月22日标准实施至今，现有电厂两年半的达标排放过渡期已过去近一年，火电行业脱硝改造却进展甚缓。

    第三，进一步推进工业锅炉的关停与脱硫、脱销改造。鉴于分散式工业煤炉依然占据中国煤炭消耗的一半以上，其污染排放水平较低，效率不高。建议立即推进对工业燃煤小锅炉的脱硫、脱硝改造；在经济发达地区，应积极推进工业锅炉的清洁能源替换。

    最后，进一步改进排污收费政策。中国现有的大气污染物排污费大大低于企业治理污染物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治污的积极主动性，也使得排污合法的边界模糊。应提高排污收费标准，并加强监管，大大提高企业违法成本；同时完善环境经济政策，推动污染物总量控制与交易，提高企业减排积极性。
    （责任编辑：龚丽君）